原标题：变革中的新闻业及其未来——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所长尼尔森教授访谈 来源：全中看传媒
本文通过专访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所长拉斯马斯•尼尔森博士（Dr. Rasmus Nielsen），交流关于当前和未来媒体数字化、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看法。访谈呈现的主要观点包括：未来新闻媒体可能会存在多种商业模式，不同的商业模式会因为国家差异而各不相同；数字化转型中的主流媒体会面临公共性变化的挑战，公共对话的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分散、碎片化、去中心化；地方新闻在公共生活中仍应该扮演重要角色，而平台媒体的价值在于保持观点的开放性，实现声音的多元表达；新闻业研究需要关注变革，持续回应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并尝试运用更多跨学科视角和吸引不同学科的学者投身进来。
拉斯马斯•尼尔森博士（Dr. Rasmus Nielsen）是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他曾任SSCI Q1区期刊《国际新闻与政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主编，在新闻、美国政治、社会运动、国际比较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近年来，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新闻业转型、政治传播，以及数字化媒体技术在两者中的作用。他所领导的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从2012年起每年出版《数字新闻报告》（Digital News Report），调研范围覆盖全球近30多个国家的媒体及管理者、从业者和普通公众，成为国际学界和业界掌握数字化技术与媒体发展前沿趋势的重要参考。
2018年11月，尼尔森博士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访问期间，就技术、新闻、市场、国家、公共利益，以及未来媒体发展的数字化和全球化趋势等问题接受了张志安、王海燕的专访。
一、未来新闻业的商业模式
：新闻业正发生巨变，传统媒体面临来自互联网的诸多挑战，原有的商业模式不再有效，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以求获得经济支撑。你认为是否存在一个世界各国媒体都适用的商业模式？
：未来的新闻业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商业模式。目前来看，商业模式主要有五种：首先是以读者为中心获得收入，比如付费墙、会员制，可能辅之以广告、电子商务、商业活动等。其次是以广告为中心的商业模式，通过向广告商售卖受众的注意力以获得收入。第三，一些组织可能会放弃从新闻本身获得利润，而是通过提供与新闻相关的服务来盈利，例如作为市场顾问、市场分析师、公关公司和设计公司等，新闻只是他们展现做这些事的能力的平台。第四，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非盈利性的新闻组织，其收入来源于个人捐助、基金会或大型的慈善事业。第五，我们也会看到政府或者公共财政资助的模式。
这些模式会因国而异。例如，在印度一份报纸仅需5卢比（约人民币0.5元），而要让大多数印度人养成为数字新闻付费的习惯也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所以，完全基于读者收入的商业模式在这样的国家将会非常困难。再如，基于广告的商业模式在某些国家和情境中可能仍然奏效，但随着竞争的激烈，在一些小国和不富裕的国家将愈加艰难，比如在东欧一些环波罗的海国家或者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样的中低收入国家。
政府补贴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各国政府提供补贴的意愿有差异，而记者接受政府补贴的意愿也各不相同。在欧洲，一些国家的记者希望政府提供补贴，越多越好；另一些国家的记者则认为，补贴本质上是政府干预新闻业的一种方式。在法国和意大利，记者们对政府补贴模式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补贴惠及的只是少数亲近政治权威的媒体机构，而不是所有媒体，这并不能促进新闻业创新，而是制造不公平，让强者更强。但在北欧，过去政府通过支持纸媒的发行提供补贴，现在他们开始资助专业新闻的生产，这种模式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虽然每个国家、每家媒体的情况各不一样，发展出来的商业模式不尽相同，但综观国际上一些发展得比较好的媒体，其运营上有无共通之处？
：在一些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媒体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
首先，不管是做哪一类新闻的媒体，也不管它是数字化时代到来之前就存在的传统组织还是原生的数字化组织，首先它必须与众不同。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如果你不能提供与其他竞争者具有明显区分度的产品，你就将在内容和经营上都面临困难。
第二，要精简高效，必须比过去的大新闻机构更瘦身、成本更精，这样才能更加高效地赢得广告商和读者的注意力。
第三，收入多元，因为如果过分单一的话，特别是如果只依赖于广告，就容易在环境变化中受到打击。
第四，受众意识，要对受众更加敏感，过去那种认为受众会主动寻找新闻的思维模式在注意力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已不再适用，新闻机构必须主动寻找受众，而不是期望受众过来找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闻组织要竭尽所能开发一个平台并使其产品出现在每一台移动设备中，或是穷尽所有的传播途径，而是要从能够触及的受众开始，深入地去理解他们想要看什么样的新闻，以什么样的方式，而你如何能够使他们在众多选择中始终追随你。
最后是适应力。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新闻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化的行业，尽管内容每日不同，但报道、生产和传播的流程总是相同的，但如果你对今天的变化不敏感，缺少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那么你在过去的模式上越熟练，就意味着你在新的环境中越难改变。
二、媒体公共功能的挑战
：商业模式的变化会如何影响媒体的社会角色？尤其是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传统媒体正在从政府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资金，这对媒体的公共角色和功能是否构成挑战？
：从根本上讲，所有媒体和记者都面临平衡各方力量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抱负、价值观，以及想做的事情，在大多数国家，这些可能都与“public”（公众或公共）这个词有关。但事实上，每一个媒体面对的切实受众通常只是公众的一部分，只是公众的一个子集，而不是整体的、广泛意义的公众。而公众的利益（public s interest）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并不总是相同的，所以，有时受众想要媒体做的事情也许并不符合公共利益。
同时，媒体又不得不考虑为其提供经济支撑的机构或个体。我认为，媒体在未来会扮演何种社会角色与这三者关系的变动有关。这既包括记者如何看待他们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也包括受众，特别是那些投入切实注意力和付费的受众，希望从媒体得到什么，还包括广告商、公司、政府等资助新闻业的行动者希望媒体做什么。新闻业有一句经典的话，叫“跟随金钱”（follow the money）。记者们虽然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职业抱负，但归根结底他们是为那些支付账单的人工作的，如果这些人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产生冲突，你就得解决它对付它，在所有现存的商业模式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我最熟悉的西方国家，我们现在看到一种极化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媒体非常注重他们的广告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并据此展开工作，多数情况下目标在于生产点击量，而非履行记者的职责；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媒体致力于为其付费的读者服务，这通常意味着他们会精耕内容、提供高质量的新闻。
当然，在这之外还有政府和其他资助者的问题，他们的存在对媒体自治和独立新闻业产生的影响不能忽视，如果钱都是从政府而来的话，媒体即使再宣称自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实际上最终都只是政府的喉舌。而如果公众知道这一点的话，会对媒体提供的内容持更加批判的态度，甚至会掉头而去，转向其他替代性信源。
：旧的商业模式的崩溃和总体经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新闻业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权力格局，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新闻专业力量之间的对比发生变化，你如何看待当前媒体发展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的确有很多媒体的影响力在下降。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共对话的空间越来越分散、碎片化、去中心化，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声音参与其中，这给了许多政客机会，可以比以往更方便地与公众进行直接沟通（比如通过社交媒体），一些商业机构也可以绕过传统的守门人，通过这种方式树立起良好的媒体形象，这都使得新闻媒体整体的重要性在降低。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新闻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比过去更为重要。
例如，三十年前《纽约时报》仅有很小的一个读者群，它过半的读者来自曼哈顿，仅能影响一小部分美国精英的讨论。但在今天，《纽约时报》被美国全国的精英所阅读，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对更多的讨论施加更为直接的影响。这也许并非因为每个人都会购买并阅读《纽约时报》，而是因为《纽约时报》关注的事件，在网络上往往会被各种传播渠道接力转发，最终成为公众讨论的一部分。同时，这些讨论不仅发生在美国各地，同时也愈发国际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但另外一方面不得不说，一些顶层政治家们的影响力也变得越来越大。在美国，近期两任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在互联网上，尤其是社交媒体上树立了非常活跃的形象，他们显然有能力绕过新闻媒体去设置公众议程，去直接接触自己的核心选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实际上，大多数政客并不是奥巴马或者特朗普，在美国，大多数政客在社交媒体上几乎没有粉丝，因而也就没有直接与选民或者公众沟通的渠道。
在某些方面，他们面临着比上世纪90年代之前更为糟糕的局面，当时还有地方报纸、地方电视台或电台会极其关注当地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现在这些地方媒体衰落了，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只会关注特朗普或者奥巴马，这导致大多数中低层政客的影响力的弱化。同时，我想补充的是，西方媒体中的政治新闻往往是政治家新闻（politicians journalism）而非政治新闻（polity journalism），新闻的关注点通常是这些参加选举的政治家们做什么、说什么和讨论什么。
三、地方媒体普遍遭遇挑战
：你提到的美国地方报纸正在快速消失的问题，在中国也有类似情况，一些全国性媒体仍在成长，而且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拥有数千万粉丝的关注，但一些地方性媒体却处境艰难。这是否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我认为这绝对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我对未来新闻业的许多方面都很乐观，但你刚刚提到的有关地方媒体的问题，是我对于未来新闻业最为担忧的事情之一。发生在地方的新闻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些事情与人们有切身关系，往往超过了全国性或国际性问题。
我认为，历史性地看，地方新闻是三种因素的产物，第一，从新闻的角度来看，地方发生的很多新闻有很重要的报道价值；第二，人们实际上是在各自不同的当地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对于广州人来讲，他们居住在中国，但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在广州这个具体的地方发生的，因此，他们最终关心的是发生在广州这个地区的事情；第三，广告商的商品是要在地方销售的，很多产品是与地方锚定的，如特定的汽车、房屋等。
恰是在第三种因素下，前两种因素才得以存在，因为正是由于地方媒体与广告商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广告收入以支撑记者对当地社区进行报道。但是现在，前两种因素并未发生改变，而第三种因素已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在新的传播技术的冲击下，广告商开始转向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媒体平台，再依据地理位置提供本地化定位的广告，而地方性媒体由于广播信号和印刷报纸分发的限制，日益丧失了来自于广告商的资金。
同时，坦率地讲，记者和受众对于事件重要性的评估并不总是一致的，地方性媒体对全国性媒体报道的事件越来越感兴趣，他们开始写同样的新闻而放弃捕捉当地社区的真实细节，尽管那并不是他们的受众主要关心的内容。例如，在伦敦这样一个大城市，郊区民众的生活和伦敦市中心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当地报纸上刊登的新闻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伦敦市中心的内容，对于生活在郊区的人来说，他们会想：“这些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我的生活，不是我常去的地方，也不是我经历过的事件。
记者和媒体从来不报道我们社区的学校，只会报道那些有名的公学，也从不会报道我们镇上的马戏团，而只报道市中心一些有趣的地方，这个报纸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此，有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地方报纸提供的并不是你所想象的地方新闻，而是成了其他东西。
：在中国，最近出现了有许多直接由地方政府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运营的新型媒体，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多数是基于社交媒体平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当地民众发布信息，而不再依赖传统媒体。这种形式可以让当地居民，特别是年轻人，更加便捷地获取有用的当地信息。
：是的，地方新闻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不仅仅是关于具有公众重要性的事件的独立报道，而且大部分是发生在社区之中的平凡生活，如道路工程、火车将要停运、节日、村庄集市，以及昨晚是否有人被捕等。现在，一些机构会积极通过其他渠道推广这类信息，媒体并不能垄断这些信息，并将它们打包提供给读者。
我最近访问了一家英国城市报纸，他们的编辑团队中许多记者被当地警察局雇佣去通讯办公室工作，投入到推特运营中。这家报纸的推特有16.7万的关注量，当地的警察局则有16.6万的关注量。现在，警方经常会以非常幽默的方式推送本地信息，许多民众认为这些信息非常实用且有趣。但这家报社的编辑也指出，如果发生了警察暴行、警局腐败、冤案等，警方就不会报道这些了，所以这种新闻模式会出现一个重要的缺失领域，这是由它的资金来源模式决定的。
四、平台媒体的价值在于促进多样化
：中国有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而不是传统的主流媒体，他们看起来也并不关心主流媒体的存在。这种现象是否也出现在了欧洲？
：路透研究所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前几年皮尤中心在美国调查时，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如果你家当地的报纸明天倒闭，你是否会怀念它？”许多人说“不”，其中很多是年轻人。这有点令人不安，如果人们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新闻业就必须正视这个现实。
新闻业经常给人们提供令人不安的事实，而现在，它自己也需要面对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如果人们真的到了对新闻业漠不关心的程度，那就太糟糕了。这种现象可能在并未与媒体终身相伴的年轻人中更为明显，但实际上一些年长的人也这样认为。我们做过一个研究，问那些自称为传统媒体的忠实受众的人（比如宣称在上个月曾购买过专业新闻产品的人），结果发现，在英国7%的人对新闻业的价值不屑一顾，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他们会说：“你看，我自己的生活已经够复杂了，我不需要每天再有人告诉我，在过去的24小时内哪里发生了哪些不好的事情，灾难、地震、恐怖分子、股市下跌、贸易战、特朗普之类的，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当然，他们对于新闻价值的看法我们不能认同，但是对于当下的新闻从业者而言，当面对受众时，理解他们的这些想法要比忽略他们更有益。
：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型社交媒体，中国有的学者认为传统媒体的专业价值对于公众来说依然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独立、客观和专业的新闻；也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新闻和新闻业。
：我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单项选择题，应当将两者结合，而不是对立起来。新闻业中的一些核心价值是长期存在的，并且会继续处于绝对的核心位置。例如，新闻的首要使命是接近真相，新闻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这都是永恒的使命。
同时，新闻业也有一些实践方式需要改变和演进。传统新闻业就是我写你读、我广播你收听、我发布你关注。而现在这个时代，新闻业必须更具对话性、参与性、实用性，更能与其服务的社区产生共鸣。媒体的技术使用、包含的社会价值，以及传播的形式，都要能更好地促进参与和交流。
新闻要与社会形成一种相互回应的关系，而不能总是期望社会对其抱以关注，而自己永远不关注世界。诚然，改变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但在某些情境下，新闻业必须有所取舍，比如，如何平衡进行报道的时间和与受众对话的时间，等等。对于传统主义者，我只想说，世界正在改变，如果新闻业拒绝改变，那么在未来，属于它的一席之地在哪里？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年轻人越来越重要的获取新闻的渠道，许多人甚至认为，这些平台媒体就是主流媒体。你认为这些互联网巨头是否可以延续新闻业的核心价值？
：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我可以谈一下西方的情况。平台媒体已成为民众日常表达的重要途径，民众也认为他们需要平台媒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现在传统纸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真实的风险；平台媒体的主要价值观与传统新闻业虽有不同，但也并不是对立的，如果平台媒体像传统新闻媒体一样想问题，要一个一个地把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个别的编辑决策，那对新闻业来说可能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样的话它很快就要开始对内容的发布施加更多的限制。
因此，认为谷歌、脸书等需要编辑的想法令我感到可怕，这实质上是要求这些平台做出更多关于排除某些内容的决定。而我认为，这些平台最可贵的地方正是它让公众话语得到了更好的表达，正如“平台”（platform）这个词语本身所暗示的一样，“开放”（open）是它最大的特点，它可以承载各种不同的观点，让用户自己决定去关注谁、为什么要关注。
平台媒体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在获取流量和使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看到的信息做出明智决策之间取得平衡。因此，透明性就格外重要，这关系到公众能否明智地判断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新闻、叙事或数据到底是从何而来、有何目的、背后推手是谁、是否可信等。所以，平台媒体不关心信息内容本身的善恶，平台媒体就是要实现声音多元，促进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而不是排除声音。
对新闻业而言，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是，这些平台被当做是新闻机构而受到监管，需要对其服务和产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话会导致它们对内容做出非常谨慎和保守的决策。例如，它们可能会因为担心陷入诽谤诉讼，从而绞尽脑汁地阻止某些内容在平台发布;可能更愿意与几家主要的大新闻机构达成私下协议，只发布他们的内容，而排除社会上其他的声音。我认为这样的话社会并不能从中受益，所以对平台媒体的监管要非常谨慎。
五、科技全球化与中国的影响力
：我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技术，技术关涉地理界限；其次是政治，政治关乎国家界限。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贸易管制的放松，政治障碍往往会减少，特别是在数字化领域，长期以来处于政策真空的状态，而技术又使得地理局限不再是问题，这意味着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的边界和地理的边界往往都是消失的，立足于某个国家的公司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力量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进行全球竞争的优势之一是移动媒体发展非常快，它们率先看到手机作为数字媒体发展的主要设备的机会，而不是不能移动的台式电脑等互联网设备。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本质上还是传统媒体，因为它们成长于台式机、使用宽带接入互联网的媒体环境中，现在它们不得不重塑自我，适应移动设备。
对于很多中国公司而言，移动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核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移动支付系统在中国的兴起，我认为这种电子商务的运作方式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发达得多，我们每个人面前的这个设备（手机）就好像我们整个生命的遥控器。而脸书、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对这一点的认识则有一些缓慢。我认为中国的科技公司最大的劣势是语言和文化障碍，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西式的文化取向，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科技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但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不会是使用它们的服务。
我们正走向一个极化发展的时代，有的事物越来越集中，而有的事物则越来越分散，处在中间地带的，必须努力地寻找自己的落脚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毫无疑问，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各方面都变得将越来越重要，也包括媒体。我相信，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包括新闻与技术。我们路透研究所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记者，从那些来自非洲的记者口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中国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在非洲所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毫无疑问，还会持续数年。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大公司垄断全世界的市场，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科技公司可能覆盖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有人谈到了去西方化的必要，你对这种情况是否感到担忧？
：这不是一件令我担忧的事情。人们可以接触到来自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多样化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好事。人们可以从接触美国媒体中获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访问美国媒体。增加可接触到的媒体的数量，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还想说的是，人们很容易存在“担忧”的想法。我认为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拥有许多令人振奋的事物。在没有政治障碍和其他人为限制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获得海量信息，以及很多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完全无法获得的信息。
我很荣幸在青年时期成长在富裕且自由的丹麦，但当时如果想读一份来自邻国德国的报纸，我必须乘坐一小时的火车到哥本哈根的中央火车站，因为那里是唯一可以买到外国报纸的地方。在20世纪90年代卫星和有线电视到达以前，我也无法收看来自其他国家的电视，因为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想要阅读《南华早报》或《环球时报》的想法，则更为荒谬，更不要说那些社会地位不如我，或是来自印度等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了。而现在新媒体技术提供了很多可能性，我们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尽管有时我们会看到诸如媒体的衰落、政府对人民说谎等事情，但人们可以自己努力绕开信息的限制，从全球媒体寻找其他的信息。
六、新闻业研究和学术界的未来
：当前致力于提供新闻的记者和媒体组织应该做哪些事情？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媒体组织和不同的记者都要找到自己的路线。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
第二，即使存在一种模式或一系列标准模式，我也不认为大家都可以复制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思考一个有助于记者迈向未来的路径。在这个路径中，我们应意识到是有一些新闻专业的永恒价值的，即追求真相和报道真相，以及与其所在的社会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世界在变化，如果新闻业想继续与之相关、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也必须做出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和媒体要不断地试验，看看我们出于自身使命需要一直在做的事情，或者由于长期惯习养成的一贯作法，在今天能否适应新的时代，是否需要更新，如何更新。在我们路透研究所，大家经常说一句话，“我们致力于探索新闻业的未来”，我认为，这在当下特别重要。记者们应该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能继续做昨天所做的事情，因为世界已经改变，按照昨天的方式已不再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我们需要思考未来，思考变革。
在路透研究所，我们致力于促进全世界记者之间的对话，并努力向彼此学习。新闻业要变革，并非因为记者变了，而是其他人和条件变了。我认为学界对此应该有一些支持性的作用，应为解决问题提供最优质的独立调查。新闻业到底在发生什么？明天会怎样？记者应该了解什么？因为正是他们将新闻业推向明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坚持认为记者应该成为其主导者，如果记者不能，其他人就会成为主导，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我们常说，新闻学者应当具有更多的社会学想象，而不仅聚焦于新闻常规、边界工作、传统媒体内的组织创新等传统议题，他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媒体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新闻业在公共传播中的功能等议题。你对此有何建议？
：学者们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有不同的决定，研究的专业化和清楚地定义研究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我认为，如果某个领域仅仅聚焦在内部的一小部分问题上，那么就会丧失与所研究的对象、其他领域，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的联系，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路透研究所一直倡导与外界学者和业界共同探讨某些课题。新闻业对这个世界感兴趣，那么新闻学者也应该对这个世界感兴趣。
首先，对研究对象而言，我的兴趣与他们的兴趣一样吗？不是的，学者有学者的关怀；我们为他们工作吗？不是的，我们不是咨询顾问。但其中存在相互促进的健康关系，则是重要的。
其次，不要只关注其他新闻学者提出的问题，还要关注诸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在想什么问题。新闻业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可以试着将其定位为一个与其他所有生成人类知识的领域相连的分析对象。
最后，试着将我们研究的问题与我们的时代相连，不仅要从其他新闻学者、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获得研究问题，还要从社会获得研究问题。如果有人在街上停下问你在做什么工作，你应该能给出一个有意义的答案，我们需要有意识地确保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与他人有相关性的，无论这些人是记者、学者还是广大的民众。
：我们了解到牛津大学并没有设立独立的新闻传播学院。这实际上涉及一个经典的议题，即新闻学研究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仅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
：如何设立教学和研究机构，每所大学都有自已的考量，并且我认为设立新闻学院是十分重要的。尽管牛津大学没有一所新闻学院，但新闻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一点在牛津大学得到了广泛的共识。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确保人们接受良好的训练，然后从事这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如何确保那些没有经过新闻学院训练的人，也能理解这项重要的事业；我们如何确保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可以被运用到理解这件重要的事情上来。
我不认为新闻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或领域，世界上存在某种重要的东西叫做新闻，我们要将不同学科的人聚集到新闻学研究中来，包括媒体和传播学研究、政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以不同的方式促进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