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是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地】

古代治玉方法——钻眼。

古代治玉方法——砣具。

玉器加工工具。

西汉时期的玉龙形状。

红山文化的玉C形龙。

玉鳖。

玉人。

玉龙凤佩。

核心提示

玉玦形龙、玉人、玉凤、勾云形器……近年考古发掘和采集的红山文化玉器约有300件。5000年前就有如此高超的治玉技术、唯玉是葬的礼制习俗,证明辽西是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地,而且,这些玉器石料来自岫岩。辽宁日报邀请权威专家就红山文化中玉器起什么作用、古先民如何加工玉器等问题进行解读。

玉雕龙:中华龙文化起源标志物,直接影响后世

辽宁省博物馆“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正在展出造型丰富、做工精美的红山文化玉器。这些玉器可分为三大类,其一为人和动物造型的玉器,如人、凤、鸟、鸮、鳖、龟、蝉等,惟妙惟肖地再现了人和动物的基本形态;其二是经过抽象变形产生的器型,如勾云形器、带齿兽面形器、C形猪龙、玦形猪龙、丫形猪龙、猪龙首牌饰等,还有几何造型的红山玉器,如环、玦、管、筒形器、连璧形器等。这其中尤以环、璧、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及动物形玉器的数量较多。仔细端详,会发现很多器物上都有穿孔,有的是两面对钻的贯通孔,有的是在背面钻上成对的牛鼻式穿孔,可见这些玉器的使用方式,是系绳佩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周晓晶告诉记者,红山文化玉器的繁荣时期,是在红山文化后期,距今约5500-5000年,目前所见到的红山文化玉器,绝大多数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地点主要有辽宁省的阜新市胡头沟、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凌源市牛河梁等遗址和内蒙古境内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在辽西地区此前的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200年)和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6400年)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源头,与红山文化后期玉器有渊源关系。”周晓晶说。

玉雕龙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躯体呈玦形,头部似猪或熊;另一种躯体呈C形,头部似鹿,附长脊。看展厅里这件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玦形龙,黄绿色玉质,龙体蜷曲,头尾切开,似玦形。体扁圆而厚重,背部有一小孔。头上有两个圆弧形立耳,吻部前凸,脸上用阴线雕出圆眼睛和嘴,在长圆形的鼻孔上下,各刻有三道褶皱。看整块玉龙,通体精工打磨,光泽圆润。在牛河梁遗址,共发掘出土3件玉玦形龙。有趣的是,在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中,同时出土了两件玉玦形龙,并列置于墓主人的胸部,可见玉玦形龙是被主人佩挂于胸前的,在当时是极受重视的饰件。

展厅里还陈列着一块玉C形龙,身体硕大,蜷曲如C形,头部大致与身体等宽,阴刻梭形大眼,吻部前伸,前端平齐,有两个桯钻留下的痕迹表示鼻孔,额上及颌下有阴刻的网格纹,颈脊部有飘逸的长鬣,背部中央有一小孔,可供穿绳系挂。周晓晶介绍,这两件玉龙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另外还在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出土双龙首璜形器,两端的龙首形象与玉C形龙的头部特征相同,只是因器小而略有简化。

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龙形象,因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特征鲜明,被誉为“华夏第一玉龙”。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认为,辽西地区无疑应为中华龙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他分析,辽西以山地丘陵为主,是种植粟、黍等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区。红山文化中期以后,旱作农业的发展和成熟助推了文明社会的诞生,但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最主要因素,祈雨、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成为红山文化晚期宗教祭祀典礼的核心内涵,因此龙文化在辽西地区的起源和发展,与旱作农业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将辽西地区崇龙礼俗的形成进行阶段划分,兴隆洼文化应属于孕育期,赵宝沟文化则属于形成期,红山文化晚期则进入发展和成熟期。”刘国祥说,以龙图腾崇拜为主的共同精神信仰的产生,是辽西地区史前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红山文化玉玦形龙的形制,对后世商周时期颇有影响,在商代妇好墓和西周虢季墓中,都出土了模仿红山文化风格制作的玉玦形龙,反映出红山文明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神。在山东海洋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鲁美妍看来,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龙,标志着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走向成熟。几千年来,玉龙的造型和纹饰在不断发展变化,然而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兽首蛇身的基本样态,从红山文化的部落图腾,最终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透过这些玉龙的造型,人们能感受到红山先民对天地万物的关切和敬畏,祈愿拥有超越人类自身的神秘力量以及重生死、敬天地的朴素情怀。红山玉龙的发现,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也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

玉人玉凤是王者用器:体现中国最早的玉礼制形态

在展厅中间醒目位置,陈列着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发现的唯一一件玉雕人像。这件玉人以黄绿色岫岩河磨玉琢成,背面顶部还保留一块河磨玉原始石皮,剖面近三角形,高18.5厘米,头部方圆,双眼半合,嘴巴半张,表情呈痴迷状态。其双臂曲肘,双手立于胸前,双腿并足而立,呈站立祈祷状,脐下部位凸鼓,显示男性特征。在颈的两侧及后面对钻三通孔,可穿绳系挂。

“这是红山先民使用岫岩河磨玉的重要考古实证,也说明岫岩河磨玉是当今最珍贵、最稀有的玉石资源之一。”刘国祥说。

这件精美的玉人,出土于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及墓葬群——牛河梁遗址。出土时,它在第十六地点4号墓主人左侧盆骨外侧,顺置,背面朝上,可能是穿绳系挂于腰际。同时发现的还有一块玉凤,枕于墓主人头骨下,长达19.5厘米,黄绿色玉,凤呈卧姿,曲颈回首,圆眼钩喙,高冠疣鼻,翅羽上扬,其背面有四对横向牛鼻式穿孔。

“拥有这件玉人、玉凤的墓主人是红山古国的王。”刘国祥肯定地说,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圹穴和石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大型石棺墓,分布在长方形冢体的正中心,随葬品玉人、玉凤是首次发现,具有独特的专属功能,与同时出土的斜口筒形玉器形成最高级别的玉器组合,因此是红山文化晚期一人独尊式的王者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王者用器。更可贵的是,打磨光滑的玉人造型,让世人看到了祖先的动态形象。

“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出现,跟社会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是红山文明形成的物质载体。”刘国祥分析,红山文化玉器绝大多数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从随葬玉器的数量看,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的玉器明显多于小型石棺墓。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不同,随葬玉器的数量、种类及组合关系方面均有相应的变化。比如,勾云形玉器和斜口筒形玉器是一对组合关系,在大型石棺墓内随葬;小型石棺墓内未见两种器类共出的现象。

因此可以推断,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了玉礼制。刘国祥说,此时玉器已非一般性随葬品,也非个别性礼器,而是具有一套能够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构成了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充分反映出玉器在红山文化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所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鼎盛期。红山文化龙、凤等玉器和“坛庙冢”的结构及布局,都为后世的礼制所传承,表明中华传统礼制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也说明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化大树的直根系。

红山玉器多用于宗教祭祀:成为统治阶层权力象征

从文化传统来看,西方国家历来追捧黄金,而中国则无比崇尚玉器。周晓晶说,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因为玉石稀少、加工艰难,人们逐渐将它赋予庄严的思想内涵,认为它是宇宙万物之精华,是可以沟通人神的“灵物”“神物”,因此成为从事原始宗教活动时,沟通天地、祖灵和神灵的最高品位的物质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今学者将新石器时代晚期称作“玉器时代”即缘于此。作为红山文化最突出的物质成就,玉器不仅是体现聚落规模和等级的标识,也是社会信仰和精神领域的反映。

“红山文化玉器蕴含浓郁的宗教祭祀观念,是时人‘万物有灵’观的反映。”刘国祥说,红山文化玉器不仅仅是专供随葬用的礼器,也是墓主人生前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主要工具。如果细分类的话,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龙,应为三种最典型的通天工具。玉人、玉凤、玉龟、玉鸮等,应是具有独特的沟通祖灵和神灵的功能。如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1号大墓内,出土2件玉龟,分别放置在墓主人左、右手部位,一雌一雄,特征鲜明,充分体现出红山文化先民娴熟的玉雕工艺技术、精细入微的观察能力及特定的原始宗教观念。

刘国祥认为,这些玉礼器的使用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而应是生前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因其能够通达祖神意旨,也成为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鲁美妍分析,在红山文化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繁荣,阶级分化和私有制已经出现,玉器与王权、宗教主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只有权力顶端者才能够拥有和使用这些玉器,玉器象征权力的功能被凸显出来,是红山文化社会政教合一的体现。

红山文化玉器,体现了红山先民独特质朴的审美创造力。鲁美妍认为,作为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继承者和超越者,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更多,器型更丰富,呈现出一种圆融、和谐、大气之美,展现了古朴自然的生命气象。例如C形龙、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造型,应是红山先民观察生活中猪、蛇、风、云等原型,并加入对自然宇宙的抽象理解,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象征意味。

对红山玉器的研究,使今人见证了红山文化超越以往的科学和艺术成就,也使之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本版图片由刘国祥、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史记

SHIJI

红山玉料来源岫岩,治玉工具先进

考古证明,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使用的玉料来自岫岩满族自治县的玉矿。岫玉分两种,即透闪石玉和蛇纹石玉,前者产于偏岭乡细玉沟,后者产于哈达碑乡瓦沟玉矿。红山玉器采用的玉料以透闪石为主,其特点是透明度较弱,而密度和硬度较高;蛇纹石玉料则是透明度较高,而密度和硬度较低。但5000年前的红山先民是如何往返几百公里到岫岩运玉石,还一直是个谜。

据周晓晶介绍,在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温润干净,油性特好,应为透闪石玉的籽料或河磨料,如牛河梁4号墓出土的玦形猪龙、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出土的玉人等;另一种较干,有杂质、开片和裂纹,应为透闪石玉的山料,如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出土的勾云形器、璧形器、玉凤等。而透明度较高的蛇纹石玉料,所占比例不大,如刃边璧形器、双连璧器等。

“兴隆洼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高等级玉器的玉料,同时指向岫岩县细玉沟的玉矿,可见辽宁是中国玉文化的圣地,当之无愧。”刘国祥说,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曾出土一件辘轳轴承器,是查海先民发明的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治玉工具,用机械带动旋转轴盘,可以制作出正圆的玉镯、玉环、玉玦等,意义重大,证明当时兴隆洼文化已经开创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到了后续的红山文化时期,与其一脉相承,也展现出发达的旋转钻孔技术。

在红山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一些遗留制作痕迹的玉器、半成品和制作废料,为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提供了宝贵线索。周晓晶说,这些制作痕迹显示,红山文化时期的治玉手工业除了使用线具、桯钻、管钻等治玉工具,还使用了砣具。将砣具应用于玉器的切割、镂空和纹饰制作,使治玉工艺出现了许多新的突破性进展,这是红山文化时期玉器数量剧增、器型丰富、纹饰精美的主要原因。

“线状工具主要用于切割和镂空,是早期治玉行业应用最多的工具。”周晓晶介绍,红山文化的切割技术已经相当发达,能够将较大的玉料切制成薄片形,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2号墓出土的勾云形玉佩,长22.5厘米、宽11.4厘米,而厚度却仅有0.8厘米;在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7号墓出土的带齿兽面纹玉佩,长达28.6厘米,是迄今所知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大的一件片状器,厚度不足1厘米。

钻孔技术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有的是在器型完成后钻上小孔,以供缝缀或佩戴之用,有的则是在成型的过程中就需要应用钻孔技术,如玉环是用大管钻成型的,而筒形器的内部去料则需要先用桯钻打一个从上至下的贯通孔,再将线具穿入孔中,环绕拉磨切一周,将内部的玉料切除。在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的一件筒形器,内壁就留下了数道线具切割的痕迹。

砣具是一种圆盘状的治玉工具,可用于切割成型、琢磨纹饰和镂空。红山玉器几乎都经过表面抛光处理,有些还刻有瓦沟纹、宽弦纹、阴刻纹和阳纹等。从这些纹饰上看,当时的砣具类型已经有很多种,如制作细阴刻线是用非常薄的砣,制作粗阴刻线和凸凹相间纹是用较厚的砣,而制作宽缓的瓦沟纹则需要既厚又钝的砣反复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