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
毋庸讳言，我们这一代写作者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而开始自己的创作的。我以为，无论是作为方法还是精神，先锋文学都极大地改造了许多后来者的质地和肌理，它强烈而清晰地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样貌，给中国文学注入了现代性。
但是，自我开始写作，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惑，即，我们的写作，似乎总是无法与我们置身的时代、我们所遭逢的人事和际遇互相印证；我们的叙事里，也似乎总是无法有效地获得一个时代内部的人格力量；我们看似在通往现代性的历程中一路狂奔，但是，出自历史的负担，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现代性尤其暧昧、丰富和复杂。在缺乏了总体视野的情形之下，我们所秉持的写作方式是否反而助长了文本与现实的割裂？或者说，我们所受的文学训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它们是否反而模糊了真正的生活和心智，进而对我们作品中的人物造成了一种美学上的强制和阉割呢？
由此，我一度非常迷恋中国古典文学和戏曲资源中的说书人传统，但是很快，我也感受到了不满足：古典文本的魅力之所以绵长，绝非是艳情轶事所致，也绝非是一点闲情和雅趣所致，而是因为它们见证了古典时代的离乱兴衰；今日里被我们所供奉的至宝，多半都是从当时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代表着冒犯与重新确立的产物——当林冲夜奔，一颗被碾压过的心在弥天大雪里狂跳；当西门庆去打仗一般占领和攫取女性，女性背后所躲藏的宗法和制度顿时化作了难以逾越的沟壑与高山，烈火烹油之气与破败无力之身双双扑面而来；又或在京剧《天女散花》中，梦境与现实互相交织，此身非身，彼心即是我心。这时候，无论我们与它们诞生的时代有多么遥远，我们也能够确信，它们所传达的气息与处境与我们是相同的，风雪山神庙和那座不得其门而入的城堡其实就是一回事。我以为，这就是现代性，如此真切地将人之为人的处境送达到我们的眼前，很显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先锋。
这些年，我无数次地重新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除获得了一种“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和我有关”的强大心理暗示，最令我触目难忘的，就是那些清晰印证着我们自身面目的小说人物。有一度，我迫使自己泥牛入海，找见工厂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找见房产公司里的刘关张。我以为，找到他们，自己就回到了某种古老的源流和怀抱之中，那些独属于中国式的词汇，譬如恩德，譬如情义，譬如树倒猢狲散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它们就能被我重新发现和验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避风港在驻足不前等待着你去靠近，从某种程度上说，经由自己的总体视野，鲁迅先生通过精确的描述，已经将传统的中国人送上了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尽管这个历程何其艰难，但是，在我们通向现代性的历程中，鲁迅先生的作品成为了我们出发的源头。写一个创始人也好，写一个董事长也罢，他们除了活在现在，还活在中国人通向现代性的艰难历程中，在他们的身上，依然折射出了我们行进至此的国民性。
今时今日，我们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碎片化与同质化，与此同时，一座座新的神殿也在拔地而起，且越来越无法沟通。一个人，一个地方，都在空前地取消线性，转而要求自身和世界的横向链接，向内的“个人”坍塌了，我们尽力奔向彼此，最终却成为了一个苍白的集体。在今天，如何重新将这些早已破碎的处境凝聚起来？也许，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先锋精神，这种精神敢于将自身的感受作为感知今日生活的最敏感神经，也敢于将自身体验当作一种文体本身来建立，一如阿烈谢克耶维奇所说：“当我行走在大街上，就意味着多少长篇小说消失在风中。”
以散文写作为例：一个不足一百年的文体概念，在几千年的文学传统面前，就真的那么确定无疑吗？当时代的境遇无比突出，压迫了散文的所谓“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已经左支右绌之时，我们是否还要紧紧怀抱“真实性”的神话去强词夺理？在从前，我们通常认为，矗立在各种文体之间的那个地带构成了散文的主体性，在今天是否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刻，散文的主体性恰恰在于抢夺和侵占，抢夺小说，侵占戏剧，抢夺诗歌，侵占电影，才有可能真正构成今日散文的主体性？
也因此，我深深地怀念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写作，以及其后受到影响的各个饱满充沛的文本。他们横空出世，不分青红皂白，跟读者建立了最珍贵的美学信任，而且，它们不庸俗。在今天，当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和庸俗作战之时，我们应当有勇气告诉自己：我们的忤逆之心，永远年轻，且并不新鲜；我们的前辈，既是叛逆的幼子，也是承担了文章道统的长子，这颗长子与幼子之心所证明的，是我们从来就在传统的庇佑中，又必须代表传统变成一个新生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