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指原创性强、反映个人或时代的思想风貌、对后世创作影响深远的作品。一部作品由个人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的过程，就是文本经典化的过程。经典可分为阶段性经典与经久性经典。当作家个人阐释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能够被理解共同体所认可，个人阐释即可上升为公共阐释，相应文学作品亦成为阶段性经典。如果此公共阐释能符合人类共同体需求，具有公理性，此文学作品就能成为经久性经典。从《隋史遗文》到《隋唐演义》，就体现了文学作品由阶段性经典到经久性经典的过程。
虚构情节倾吐个人垒块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记述隋唐易代之际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说唐”系列作品堪称经典之作。其中，《隋史遗文》属于清初阶段性经典，具有鲜明的原创性与承上启下的作用。《隋史遗文》通过刻画秦琼四易其主终成大唐开国功臣的英雄事件，认为真正的英雄要择真主而事，反对从一而终的愚忠，宣扬权变的忠节观。这一思想打着袁于令个人经历和清初时代的烙印，符合清朝统治者和清初再仕新朝士人的需求，从而盛行一时，成为清初的经典之作。
《隋史遗文》是袁于令在流传已久的“说唐”系列小说基础上创作完成的，是其从自身经验出发对隋唐之间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的个人阐释。它基本颠覆了过去“说唐”系列作品的写法和思想观念，融个人思考于其中，具有很强的原创性。《隋史遗文》之前，“说唐”系列就已经有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大唐秦王词话》等作品，多以秦王李世民为中心，以时间为序，述李唐开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而《隋史遗文》则以秦琼为中心，以秦琼的传奇经历连接其他事件和人物，重在塑造“奇情侠气、逸韵英风”的草莽英雄，“为出其侠烈之肠，肮脏之骨，坎壈之遇，感恩知己之报，料敌致胜之奇，摧坚陷阵之壮”。这与之前“说唐”系列作品在主旨和结构上差别都很大，具有更多的独创性与个人色彩。袁于令认为“传奇者贵幻”（袁于令《隋史遗文序》），主张小说创作重艺术虚构。《隋史遗文》人物塑造中很多内容都是虚构的，“什之七皆史所未备”，是袁于令用自己的思想、情感经历对隋唐间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的个人阐释。除塑造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外，《隋史遗文》的回前、回末及文中重要事件后又有大量议论，有些议论甚至与情节关系不大，只是借此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
明清易代，金戈铁马，国鼎三易，英雄辈出，与隋唐易代风云相似。当此之时，隋唐之际英雄人物和历史故事风靡一时，受众颇广。袁于令自认与秦琼一样都是乱世英杰，出仕新朝是识时务、择真主，应像秦琼一样得到认可。但事实上，他在清初却因出仕新朝被人鄙薄。由此他整合了历代关于隋唐之际英雄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各种零碎的阐释，把自己的人生感慨和际遇倾注其中，写下了与之前“说唐”系列作品完全不同的《隋史遗文》，一吐胸中垒块。该书的价值观既满足了清初再仕新朝士人的精神需要，又符合清朝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利益诉求，得到广泛支持和接受。因此，《隋史遗文》从袁于令的个人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畅销一时，成为此阶段的经典。
删减取舍反映时代影响
《隋史遗文》只是阶段性经典，它的影响力止步于清初。随着《隋唐演义》的出版发行，《隋史遗文》逐渐被取代，湮没不闻。《隋唐演义》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隋史遗文》的内容。据统计分析：“《隋唐演义》前66回中与《隋史遗文》有关的共有42回。《隋史遗文》共60回，其中49回的内容都被《隋唐演义》抄袭或者借用。”（雷勇《〈隋唐演义〉与〈隋史遗文〉的关系考论》）
与《隋史遗文》相较，《隋唐演义》最大的改变就是更为强调绝对忠节。《隋唐演义》对《隋史遗文》的袭用并不是原文不动的抄袭，而是有取舍，有选择，有删改，在取舍编辑中体现了褚人获的个人思想，是他对人物事件的个人阐释。比如，《隋唐演义》第45回系删节、合并《隋史遗文》第44、45回而成。主要内容基本相似，写秦琼本是隋将张须陀下属，受恩于他，后遭宇文述陷害，被迫去瓦岗寨李密处落草。张须陀攻打瓦岗寨时战死沙场，秦琼得知消息，去大海寺料理后事。两书在渲染张须陀之死的情节上完全相同，但在对唐万仞的处理上则有很大差异。《隋史遗文》第44回只用了“唐万仞又因伤重，身死城中”一句话一笔带过。而《隋唐演义》则大肆渲染，不仅将回目改成“唐万仞殉义”，而且还专门增加了描绘唐万仞死节行为的一段文字，并特地凸显了他殉节前的激烈言辞，讥讽了秦琼背叛张须陀投奔瓦岗寨的行为。这段文字与《隋史遗文》完全不同，是褚人获的个人阐释，可以看出褚人获对秦琼多次叛主心有不满，而对张须陀和唐万仞的死节由衷赞赏。
除此以外，《隋唐演义》中的不少细节都体现了褚人获有意增强忠节观念的思想倾向。比如《隋史遗文》写秦琼原是张须陀下属，后追随李密，王世充打败李密后，秦琼又投降了王世充，后鄙薄王世充的为人，再次叛王世充归顺李世民。袁于令在第53回专门有一段议论为秦琼多次叛主的行为作解释，认为英雄在乱世之中就应“留身有为”“委屈量心”，不必从一而终，待遇到真主后再建功立业。《隋唐演义》则彻底删除了秦琼事王世充的经历，让秦琼在李密失败后直接投奔了李世民。
此外，褚人获还进一步让徐世勣说了这样一番话：“如今我们投奔，就如妇人再醮一般，一误岂堪再误？”这就很明显地重回以妇节比拟臣节的传统忠节观。徐世勣本人也曾有过叛主投降的经历，《隋史遗文》第56回如实写道：“徐世勣先在黎阳，与窦建德相持，被他打破黎阳，擒了父亲徐盖，世勣只得归降。”《隋唐演义》却舍弃了徐世勣投降的情节。这些都表明，褚人获在《隋唐演义》中对忠节的推崇是对《隋史遗文》权变的忠节观的反抗。这与清中期整体推崇绝对忠节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更符合清中期士人的共同需求。因此，《隋唐演义》能广泛传播，并取代《隋史遗文》成为此时的经典之作。又由于传统的忠节阐释更符合常态社会需求，更接近公理性阐释，《隋唐演义》也就成为更经久的经典。
交流认同形成有效阐释
综上所述，一部作品由个人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的过程，就是文本经典化的过程。阐释首先是一种公共行为和社会行为，具有较强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多是作者对自身感受和时代风潮的个人阐释，能由个人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的作品才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个人阐释都能上升为公共阐释。个人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与三个要素密切相关，一是阐释主体，二是理解共同体，三是具体的文化语境。
首先，阐释者必须是理解共同体的一分子，只有这样，他的阐释才能在理解共同体中得到交流和认同，在交流、反思、修正中形成公共理性，并建构对对象、对世界的新认知。其次，要有理解共同体。理解共同体是一种共在，其成员有共同的内在情感结构，能够互相理解对方并激发有效对话。理解共同体里的成员可能对同一人物和事件的观点不同，但他们有着相似的思想深度和接受水平，能使阐释摆脱无意义的自说自话状态，形成有效阐释。最后，要有具体的文化语境。文化语境是公共阐释产生的重要外在环境和时代背景。诚如本文所论，从《隋史遗文》到《隋唐演义》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个人阐释到公共阐释再到公理性阐释的过程，也是“说唐”系列文本从清初阶段性经典走向经久性经典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时代背景和外部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是文学经典生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