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弗雷泽在其新出的论文集《纵火的杂种与有钱人：美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Mongrel Firebugs and Men of Property: Capitalism and Class Conflictin American History）中称此状况为“莫洛克”（Moloch，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祭祀仪式里有将儿童活活烧死的环节——译注）。他引用弥尔顿和金斯伯格表示，“资本主义的莫洛克神的致命与无情与其在迦南人先祖那里并无二致。但其祭坛如今无处不在，表面上不可见但却已经渗透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享有华尔街的祈祷，另一方面规定了每个人情感生活里最隐秘的欲望和不安。”这些祈求、欲望和不安——及其历史与暗流涌动——构成了书中11篇论文的主旨，几乎对美国历史来了一次总览。作为一名有胆略的记者，君德斯贝格与问题近距离接触，而以高产闻名的历史学家弗雷泽则着眼于勾勒事物的整体面貌。他的风格接近于老派的美国研究，对原初神话和某种类似于国民心理的东西更感兴趣。
论文集基于并提炼自弗雷泽的两本新书《豪车自由派》（Limousine Liberal）和《默认时代》（The Age of Acquiescence），以后者为重，而该书也是其封笔巨作。虽然新书的内容大致面向最近十年来的杂志读者，且谈论问题的笔法也不算艰深，但它们仍表现出了弗雷泽对美国历史的百科全书式把握，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弗雷泽早年对二十世纪早期劳工运动的原创性研究在当时是一项突破，如《劳工说了算》（Labor Will Rule）对制衣厂工人领袖西德尼·希尔曼的生平有精到的考察，1989年的论文选集《新政秩序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仍具有启发意义。
在最近的著作——尤其是前文提到的论文集里，弗雷泽追踪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轨迹。19世纪是资本疯狂扩张的时代，所到之处不惜一切代价。“它无情地推进着，”他写道，“占有着原本因各类奴隶制、短视以及止步于基本生存而难以染指的土地以及人力和自然资源。”面对这一社会灾难，人们发起了积极的抵抗，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以持久而暴烈的社会冲突为标志，弗雷泽称之为“第二次内战”。“组织化的流离失所者形成了美国第一批无产阶级。其登场兼具许诺与责备的意涵。”弗雷泽写道。
这一时代也是大罢工和总罢工的时代，运动超越了具体劳资关系的藩篱，呼吁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全国大游行即是一例。
本文开头提到的亨利·诺尔就很可能是部分运动的亲历者：伯利恒钢厂在1910、1918和1919年三度发生声势浩大的罢工。
斗争时代结束于新政。例如，伯利恒钢厂的工人在1937年与1941年又发起过两次罢工——全美范围内也有大量类似的运动。他们最终赢得了承认，并很快地融入了美国的主流。偏于保守的妥协起初有助于新秩序的稳定，后来则以制度化的形式确认了种族与性别的等级制、迫使工人不再激进以及令不完整的福利国家受制于私人领域——此外也遗留下了一堆矛盾，致使其最终于1970年代退化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弗雷泽的一项全新的重大课题在此也就凸显了出来：考察我们时代的心理经济（psychic economy，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机制也具有经济学色彩，倾向于节约能量耗损——译注）。弗雷泽提出，以往“镀金时代”里的不平等遭逢了如潮的抗议，如今的我们则生活在一种漫不经心的、去道德化的顺从文化里。经济上的冒险倾向在大萧条后一度被打入冷宫，如今又受到英雄般的对待：敢于冒险的人终将赢得一切（可在谷歌上搜一下risk-taker这个词，切勿对结果大惊小怪）。事实上的债务奴役和惩罚性劳动也沉渣泛起，不过眼下这两者都没有引发愤慨，与基于以往历史经验的推测背道而驰。在1890年代，田纳西州的煤矿工人曾武装营救被捕劳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失业在十九世纪晚期被视为荒唐事以及不可接受的社会现象，人们曾发起过声势浩大的抵制，如今它们已经是自然的了——循环往复，如同四季更替。
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对小资产阶级“豪车自由派”的怒火构成了反抗运动中的最强音。在论文集的后半部分，弗雷泽考察了这一美国民粹主义的传统，发现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恰好可称为特朗普的前身。但他也提到，一个世纪以前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好歹还需要一个亲近劳工的姿态。“如今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很少像赫斯特那样公然鼓动人们与资本主义对立。相反，特朗普的吸引力来自于他是一个爬到了资本主义顶端的超人。”此现象反映的无非是家族资本家的兴起——如科赫家族和沃顿家族等——近年来他们不仅聚敛了海量的财富，而且还像自由派和反动主义者一样，表现出了“按自己的形象来打造世界的强烈欲望”。其收获的尊崇在特朗普入主白宫时达到了顶峰，这意味着他们的神化已经大功告成——“基尼系数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弗雷泽说。
在弗雷泽看来，这一深刻的意识形态变迁源自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机制”的更动。以往它吞噬可供吞噬的一切，同时引发了暴动，如今其体系基本上是驱逐性的：以失业与排斥为主，而非强制的同化和雇佣。“进步时代的齿轮以及第一个镀金时代的造物巨匠如今完全颠倒了，”弗雷泽写道，资本主义“自己吃掉了自己”，新时代的精神相应地体现为社会抗议遭到冷遇，而非对横征暴敛的愤怒。
事实上，弗雷泽于无意间已经表露出了自己的悲观心态。“莫洛克的精神遍及全世界，”他总结道，“令人不寒而栗地照亮了由特朗普开启的地狱深渊。”虽然他在全书结尾呼吁人们要重拾解放的梦想，但没有进一步探讨此类梦想从何而来，对梦想的最终实现也不抱多少信心。在此，弗雷泽与君德斯贝格恰好分别代表灰心丧气的新左一代与桀骜不驯的千禧一代，二者之间的鸿沟愈发扩大了。
代际差异既有政治性，也有社会学意义。不同于前辈艾伦瑞克，君德斯贝格并没有特意去过一种清贫的生活——她原本就没有多少下滑的空间。《我在底层的生活》虽然知名，但艾伦瑞克深受她与同事之间的社会距离的困扰。君德斯贝格则没有这方面的麻烦，她在实行暗访计划前已经是失业状态。在故事里的绝大多数时段，她都睡在自己的车里，并心怀感谢地接受着工友的资助。事实上，她仅仅怀着出版的希望就开始了书的写作——合同是她在Convergys公司做第二份工作期间才签的。“我当时，哪怕最终没有结果，其间起码还能攒个几千元钱。”
《我在底层的生活》[美]芭芭拉·艾伦瑞克 著 林家瑄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2014-8